原标题：清代普洱府贡茶的品种和皇室风尚——普洱府贡茶缘由考（上）

清光绪年间普洱贡茶

清光绪年间的普洱金瓜贡茶

清康熙、雍正年间的普洱贡茶奏折

记载了普洱贡茶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清代普洱茶作为皇朝贡品，起始于何年有待进一步考证，据史料记载，至迟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时期，应已每年向朝廷进献（岁贡）。北京茶叶专家王郁风先生对普洱贡茶做过考证研究，他曾于1993年4月在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研究成果。本文现从“贡茶品种”“贡茶受宠”“贡茶采办”“贡茶国礼”“贡茶影响”等方面，据笔者所知分述之。

　　普洱府贡茶品种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宫廷将普洱茶列为贡茶，视为朝廷进贡珍品。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规定普洱府上贡茶4种：团茶、芽茶、茶膏和饼茶。其后，清政府又规定，贡茶由思茅厅置办。清《普洱府志》卷十九载，每年贡茶为4种：团茶（5斤重团茶、3斤重团茶、1斤重团茶、4两重团茶、1.5两重团茶）、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另外，作为贡茶的还有景谷民乐秧塔白茶，即“白龙须贡茶”和墨江的“须立贡茶”。

　　思普区（今称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唐南诏时称银生节度地）的茶叶，唐宋以来销往西藏。清《普洱府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唐代以后历代皇朝常用云南普洱茶同吐蕃交换马匹，即“茶马贸易”，茶名可能当时称“银生茶”。茶马贸易使云南普洱茶有了稳定的销路，需求增多，从而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普洱府六大茶山，声誉远播。明代万历年间，谢肇淛在《滇略》中，第一次提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普茶”即“普洱茶”，此后各种史料亦见有普洱茶名记载。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统治政策，废土司，设官府，置流官，驻军队，加强行政统治。雍正七年（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设“思茅厅”，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9土司及攸乐土目共8勐地方，裁思茅通判，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六大茶山均在思茅厅辖区内。于是普洱府的思茅厅成了六大茶山茶叶购销集散中心，集市贸易十分繁荣。同年，奏经朝廷批准征收茶捐，《大清会典事例》称：“雍正十三年题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团为一筒，重四十九两（折合现在的3.6市斤），征收税银一分，每百筋（即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折合现在的105.2市斤），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执照）三千（折合现今3582担）颁发各商，行销办课（税收），作为定额造册题销。”

　　清政府为进一步控制普洱茶的购销，鄂尔泰总督于雍正七年（1729年）即在思茅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通判”官员亲自掌管总茶店，推行变相的茶叶统购专卖政策，不许私自买卖，以独垄其利，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选取最好的普洱茶进贡北京，以图博得皇上欢心，岁岁如此。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按例恭进”的贡茶有：普洱小茶400圆，普洱女儿茶、蕊茶各100圆，普洱芽茶、蕊茶各100瓶，普洱茶膏100盒。故精制上好的普洱茶珍品即成了岁进皇宫的贡茶，普洱茶之名也因是贡茶而在海内外享有更高声誉。

　　普洱府贡茶受宠缘由

　　普洱茶作为贡茶进入北京清宫，皇室成员都要品尝，经过与各地送来的贡茶比较，发现普洱茶茶味与茶性都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小叶种茶，因而深得皇室青睐。究其原因，在于普洱茶是深山老林原始大森林中的云南大叶种茶，具有茶味特别浓厚的特殊品质，帮助消化的功力最强，并有治疗、保健的作用。普洱茶的这些特性，明清时代的人士早有体验，并有多种文字记载。明代崇祯进士、懂医学的学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写道：“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清乾隆年间学者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云：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该书卷六《木部》又云：“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思茅厅采访》云：普洱茶“帮助消化，驱散寒冷，有解毒作用”。普洱茶的这些茶性，非常适合清宫贵族们的生活需要，因而使普洱茶成为皇室饮茶首选。

　　清代皇室饮用普洱茶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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