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馆进行的“讲茶”中，并非单纯的争执和辩论，从内容来说，“讲茶”的当事者为原告和被告，茶客为傍听者，具有法律审判的性质。在中国，本来就有盗窃事件等无须经过官宪之手，而由村庄、街道的有权势者为中心的“民众审判”的“法庭”进行处理的强烈倾向（注：今崛诚二：《中国的社会构造》，有斐阁1953年版，第115页。）。在茶馆普及的清末江浙地区，茶馆作为这种审判的“法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注：天野元之助前揭书，第206页，介绍了无锡荣巷镇的事例。）。例如光绪八年（1882年）的上海，船篙被盗的渡船船夫，以自己的力量捕捉住犯人，并未将之诉于官宪，而是在求得同业支持之后，将犯人带到茶馆，经过“讲茶”了结此事。在这种时候，茶馆显然成了“民众审判”的“法庭”。这种“讲茶”，被害者为原告，犯人被置于被告席，傍听的茶客，则以“公众调解”的形式进行促使原告与被告之间和解的调停工作。其内容简单说来包括：(1)被告将盗窃的竹篙返还给原告；(2)被告负担全部参加这一“讲茶”者的茶水钱。由此，茶馆也就可以确保得到许多茶水费，从而实现营业上的目的（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九日，《窃篙送还》。）。

这样，在清末江浙地区，每一家茶馆，出于招徕茶客的目的，都欢迎作为调解争执和辩论的场所，从而被利用为“民众审判”的“法庭”。其结果，众多的茶馆就成为无需麻烦的手续、而能期待比较公平处理纷争的场所为民众所利用（尽管这是在有权有势者、或曰乡绅阶层所容许的范围之内的事情），从而也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茶客，越发变得热闹起来。“讲茶”之风，据说“原为苏杭之陋习”（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五日，《讲茶滋事》。），由此想来，当初不过只是在苏州、杭州一带流行，到清末，上海、常州、南通、温州等处也都变得盛行起来。凡有茶馆之所，就有“讲茶”之事。官宪尽管经常加以禁止，但民间无视禁令，呈现出“随禁随犯，肆无忌惮”（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五日，《讲茶滋事》。）的状况。“讲茶”作为简单的仲裁、裁判的好处受到民众的喜爱，官宪屡次三番的禁令也就落得个无人闻问的结果。

四为了确保收入，茶馆会时时卷入种种非法的营利活动之中。比如暗中推销“淫书”、“淫画”（注：《民立报》庚戌十一月廿一日，《茶馆里面之春宫》；《民立报》辛亥一月三日，《茶馆内漏泄春光》。），附设烟窟吸食鸦片（注：中村作治郎前揭书。），并且连官宪所严厉禁止的妇女入馆之事也加以默认（注：严禁妇女出入茶馆的布告，在苏州由巡抚裕谦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提出（《勉益斋续存稿》卷十六，《江苏禁陋习各条示》）。其后，同治七年五月，巡抚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六八，《禁妇女上茶馆》），光绪三年布政使谭钧培（《申报》光绪三年五月廿三日，《苏垣近事》），光绪十七年布政使登华熙（《江苏省例四编》，藩例《示禁妇女入馆吃茶》）等等，都揭出了相同趣旨的布告。至于茶馆默认妇女入馆之事，参见《申报》光绪五年二月廿五日《茶坊违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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