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是一个传奇的饮品。普洱茶膏在清代紫禁城中荣光四射，在雍正、乾隆等清代帝王心中妙绝无双，在马嘎尔尼使团手中置若珍宝，在末代皇帝溥仪笔下的饮普洱茶膏，仿佛是紫禁城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刻……时光回到二十一世纪，2004年，鲁迅、许广平夫妇收藏的3克清宫普洱茶膏被神秘买家以1.2万元高价购得;2010年，广州拍卖会，28块清宫普洱茶膏以100.8万天价拍出，2012年，贡润祥普洱茶膏荣膺博鳌亚洲论坛唯一指定茶礼，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

    普洱茶膏如此尊贵，价值完全可以与金玉媲美，缘何坊间对普洱茶膏不甚了解，甚至不知何物。因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是帝王等上层阶级专享的饮品，清代特有的御用制度，更是对普洱茶膏保密有加，王公贵族、宠臣近侍也只是偶有赏赐普洱茶膏，寻常百姓更是闻所未闻了。

    其实普洱茶膏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对制茶工艺归纳为七步，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而且陆羽认为，真正好茶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

    《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普洱茶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普洱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间进贡的“普洱茶膏”，都未能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普洱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普洱茶膏)，是茶中的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普洱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普洱茶膏。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普洱茶膏，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玉蝉膏”和“耐重儿”两款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说明当时已将普洱茶膏列为单独的茶品。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以普洱茶膏涂抹饼茶表面，以示其优。宋代蔡襄在其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普洱茶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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