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跨越欧亚大陆、连接中蒙俄三国、以茶叶贸易为主体、绵延万里的古老商道，如今正受到中蒙俄政府的极大关注，作为三国对接新世纪发展战略、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共识，中蒙俄已展开联合申报“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行动。

一条商道惠及三国

万里茶道是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继中国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延伸至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1.3万公里，纵贯中蒙俄，是历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商贸通道。

万里茶道源于中国清代多伦会盟。据史料记载，1691年，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率众离京赶赴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并召见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及漠南蒙古49旗，解决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团结问题，平息了漠北局势。会盟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归顺清廷。

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文联主席任月海介绍，多伦会盟期间，蒙古王公向康熙请求放宽中原地区与蒙古经济贸易的限制，准许更多的中原商人旅蒙贸易，得到了康熙的恩准，由此兴起了万里茶道。

致力于研究这条茶道、出版过史学作品《茶叶之路》的内蒙古作家邓九刚介绍，当时俄罗斯商人千方百计到中国来求购茶叶，直到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清政府才同意开放口岸，与俄国进行贸易。

开市后，俄蒙通商口岸恰克图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中蒙俄通商之门，中国的茶叶穿过这道门，辗转万里，最终到了俄国贵妇人的银质茶杯之中。据史料记载，在恰克图口岸每年的贸易总额中，茶叶比重一直在一半以上。

邓九刚曾自费考察过这条商道，行程6万多公里，足迹遍布中蒙俄沿途古道遗存。他说，当年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驼夫和商人，跋涉在万里茶道上，载着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和布帛前往蒙古高原和俄罗斯，又将不计其数的皮张、牲畜和西伯利亚地区特产运往中国内地。

三国相关专家学者认为，万里茶道发展了中蒙俄间的贸易，商人和国家都得到了实惠。它解决了蒙古国和俄罗斯游牧民对茶叶、丝织品、日用品、食品的需要，同时带动了中国广大产茶地区的种植业和加工业，以及茶叶运销区域的运输业和金融业。

在万里茶道繁荣之前，沿线特别是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还是一派旷野茫茫、人烟稀少的景象，随着商贸繁荣，大批人从事水路、陆路运输，使商贸服务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当时的城镇化建设，大批城镇在万里茶道影响下萌芽、发育。

如今，铁路、公路和航空早已取代沧桑古道，但中蒙俄彼此间的交流合作还在万里茶道上不断升级、深化，飞驰的中欧班列、平坦的高速公路和呼啸的飞机成为世纪动脉互联互通的纽带，把三国紧紧连接在一起。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郭杰介绍，万里茶道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一条重要的人文互通、商旅合作之路。以茶为载体，以文旅为带动，以创新为手段，依托沿线多样化的文化遗产，不断推动沿线城市间人文、旅游、商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万里茶道在新时代的价值所在。

城市充满历史记忆

呼和浩特是万里茶道重要节点，那时称归化城，大召寺是茶道上的重要遗存，至今保存着一尊银佛像，因此又称“银佛寺”。在大召寺前存一玉泉井，被誉为“九边第一泉”。相传康熙平息噶尔丹之乱，凯旋路过大召寺，马蹄踏地，有泉涌出。

呼和浩特玉泉区融媒体中心负责人杨帆介绍，呼和浩特当年商贾云集、马驼甚多，每逢大召寺庙会，牧民和内地商人驱赶牲畜，驮载货物前来贸易。

邓九刚介绍，康熙征讨噶尔丹期间领军驻归化城，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归化成为屯粮驻兵的军事重镇。随军进驻的粮队、商队和手工匠人陆续定居于此，归化城开始繁荣，居民稠密，行户众多。

城市发展又促进了商贸繁荣，商铺林立，规模越做越大，当时最大的商号是大盛魁。200多年的时间里，总部设在归化的大盛魁在内蒙古和中国南北其他地方设立的分庄、分号、票号、牧场、马庄、羊庄和茶叶加工厂多达几十个，经营物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应有尽有。今天，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园内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成为一处旅游景点。

邓九刚出生和成长在呼和浩特，谈到万里茶道对他的意义，他深情地说：“这是我们城市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它有力量，有感染力。”

邓九刚的父亲曾是领驼人，牵着骆驼走过新疆。“我十分好奇一个人牵着骆驼从归化走到新疆要经历什么。”邓九刚说，就是这份好奇驱使他采访了近千位老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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