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很普通的饮品,所谓“开门七件事”之一,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曾几何时,茶从七件事中脱颖而出,开始进入“文化”。
于是,它变得既俗又雅,既野又文,既能解渴治病,又能赏心悦目,受到了世人的青睐和欣赏。
恰恰是“欣赏”的介入,具有文化意义。茶的色、香、味、形被赋予了更浓厚的文化色彩。在文人的眼中和口中,一杯清茶可以看到世界斑驳的色彩,品味短暂人生的苦乐,并为之歌唱,由此引出了泼墨运精茶的艺术文化渊源。
我们这里所说的茶艺,借用“文怡”这个古名,来表现包括文学、绘画、书法在内的反映茶的方方面面的各种艺术形式。
当然,对茶艺文学的介绍、考察和阐述,主要是以作品和创作作品的艺术家为主。严格来说,一件茶艺作品应该以茶为题材,体现茶的各种形态和魅力。但由于茶艺和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某些现象相同,或由于作者创作背景不明确,或由于体裁限制和文化背景的影响,难免会用上述标准来要求相关作品。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更愿意把一些与茶有关的,不是以茶为题材的作品,看作是茶艺、茶文学萌芽阶段的作品,把戏曲当作一种“零金碎玉”来关注和珍惜。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茶的艺术形式有诗词歌赋、书画、对联、篆刻、民俗、工艺美术、歌舞、戏剧、小说、散文,甚至现当代电影、电视、录像等等。在这些艺术形式中,有些是重叠和相关的,如诗歌和对联,对联和书法,绘画和诗歌.对联多由诗句组成,或者直接截取一两首诗中的句子,而对联多位于名胜古迹的亭台楼阁,所以离不开书法艺术的二度创作,就像书法和诗歌一样,古代诗人往往是用毛笔书写,很多著名诗人同时字写得很好,他们的诗稿就是书法作品。在书法家有意识的创作中,也喜欢写一些好诗。所以以书法为载体,这些诗词能流传下来,书与文都能很好的结合,已经很难区分了。有很多画是根据现存的诗画的,比如《卢仝煮茶图》,就是根据唐代的诗《鲁通《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的内容画的。有时候,一个作品完成后,为了让画面更有意义。
加上深刻、发人深省,再以上述题目作诗,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如宋金冯弼的《东坡海南烹茗图诗》,元代觉远的《煮茶图诗》等。画虽已灭绝,诗犹存,增加了人们对画中内容的兴趣,在欣赏中能感受到一种“悬念”感。这些诗的创作是以绘画为基础的。应该说,诗词、题跋对绘画的意境和欣赏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绘画对诗词、散文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启发。
茶艺文学形式多样,几乎涵盖所有艺术门类,但各种形式的作品数量不平衡。根据现有的作品,抽象艺术多于具象艺术;语言艺术不仅仅是造型艺术。这类作品形式与类别的失衡,与茶这一被表现对象的特性密切相关。
从具象艺术和绘画的角度来看,茶的形象非常简单,就其外观而言缺乏突出的特征。比如,如果它和其他树一起生长在花园里,那么它几乎无法在图片上显示出来。就茶树的芽和叶而言,它也缺乏显著的特征,类似的叶子比比皆是。如果做成茶,就是散茶,虽然可以呈现各种形态,但是因为变化太细微,而且大多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因为群体之间的密度和同一性,抵消了个体茶的特殊性。所以屏幕上只能产生一堆绿色的东西,观者会感到困惑。如果是饼茶,形状特殊性比较明显,如花瓣、方块、饼、玉珠等。但这样一来,茶叶的形状与其他物体接近,鉴赏者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和误解。比如我们把宋代《北苑贡茶录》中的插图提取出来,把插图中的说明文字隐藏起来,就很容易被当成砖块或者木块、玉器等东西。
所以,把茶看做一个具象的题材,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因为对于造型艺术来说,外观越简单,变化越少,特征越不明显,越难以表现其魅力。
所以历史上虽然有以茶为题材的画,但很少直接画“茶”,而是迂回地画“茶与茶具”。
因此,具象艺术在直接表现茶叶的色、香、味、形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要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法或借助语言艺术(如题跋)加以完善。
茶形简而内涵丰富,包括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它的物质内涵是茶的形状和颜色,以及冲泡后的滋味、香气和汤色。每个因素包含各种具体的差异,如甜味和苦味,强烈和压抑的香气和绿色,白色,黄色和红色的汤色.
其精神内涵主要包括茶的象征意义,如茶学鼻祖陆羽隐居江湖,茶带了一层“隐逸”趣味;又如茶在佛寺的特殊地位,产生了“茶禅一味”的理论;再比如“干净、平和、冲淡、优雅……”诸如此类。此外,由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背景,物质内涵也可以转化为精神内涵。茶的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很难用具体的形象来准确表达。因此,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形式,如诗歌、散文和赋,他们都愿意大显身手。
文学是最充分、最全面地反映生活的多边形艺术。历史的进程和人的内心感受,以及它的一切细节,都可以直接进入艺术描写的语言所固定的内容。语言带来的无限意义和细微差别,以及语言描述的各种手段(如修饰语、比喻、声调轻重等。)可以随意表达作者对所描绘现象的思想和情感态度,但同时又不脱离生活实际。所以用语言和艺术作品来表达茶的文化特征和内涵是最合适的。他们通过语言构成的形象来表现茶的方方面面,这是茶艺作品中语言艺术作品比造型艺术作品多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艺术源于生活。另一方面,艺术也反映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表现作者的审美理想,所以具有很强的文化性。茶艺也不例外,其价值恰恰体现在史料和文化上。
茶艺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千百年来积累的作品成为今天研究茶史的绝佳素材。比如,一封早于陆羽《茶经》的唐代书信,就可以轻易推翻“自陆羽写《茶经》起,茶就由茶减去一幅图而成”的传统观点;再如汉代篆书艺术中“茶”字的出现,证明“茶”字的简化并非始于唐代;李太白的歌《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诗,为第一首咏名茶诗,有人认为是“晒青的最早记录,通过诗中所描述的制法、品质、出处、功用,可以恢复唐代这一名茶的生产;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从香丛中挑出鹰嘴》《炒到满屋香》等。成为“炒绿茶始于唐代”的有力证据。从一些“斗茶图”和“煮茶图”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当时的饮茶器具和方法。因此,在茶史研究中,引用茶艺文献中的相关内容作为论证材料是一种普遍现象,充分体现了茶艺文献在茶史研究中的“数据库”功能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茶文化的发展与李朝艺术家的参与密切相关。单纯的茶叶生产和单一的品饮功能无法构成茶文化学科。只有赋予茶以审美意义,把茶从解渴治病的日常生活层面上升到精神寄托的高度,茶文化才能产生和发展。茶艺是历代文人墨客努力的结果和见证。这些工艺品的作者包括官员、诗人、画家、作家、隐士、僧侣甚至工匠。同样的茶,同样的喝法,他们作品中的形象各种各样,各有各的完美。
由于社会阶层不同,茶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方式。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也因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等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种背景的影响体现在茶艺和文学作品中,也显示出它的时代性。唐代张萱和周舫的一些仕女画,大多描写的是茶的宫廷氛围。这是因为作者多为皇家画师,接触的人多为上层人物。不可能有像元明清画家创作的“山神”那样的“煮茶图”。在宋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团饼贡茶是一种深受士大夫阶层珍视的礼物。其中皇帝送给大臣,官员用来祭拜父母,送给至交好友,都表现出一种“敬”的意思。艺术家的眼睛最善于发现美。他们在制茶和饮茶中找到了一系列常人极其常见的美好内涵,而这些美好只有用自己的艺术才能表现出来。所以有一些流传下来的名句,如“江面细炸如扁,新雪飘零”“洁癖不可污,饮洗尘烦”“自试烹非人间香色”。除了对茶的色、香、味、形的描绘,艺术家们还在品茶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美感的抒情品格。最典型的如路桐的《饮酒七碗》,成为千古绝唱,余音绕梁。
艺术家在茶的各个方面的表现都体现了他们对茶之美的认同和欣赏,每一件作品都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心理,包含了特定的文化意蕴。这些艺术作品既是历代茶文化的成果,也是后世茶文化继续发展的借鉴和起点。茶艺作品整体就像一个“信息库”,有纵、横、单、综。
纵向方面,可以“检索”中国茶文化的演变发展轨迹;从横向方面,我们可以展示茶文化的丰富形式和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说,茶艺是中国茶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一点也不为过。
本书从茶艺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出发,选取先秦至近代去世的名家作品100余幅,联系人和物来展现艺术,将工艺作品与作者和社会背景(包括茶业和文化发展)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试图通过对艺术家的逐一介绍,展现中国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以及历代文人艺术家对艺术文化的影响。
它是艺术情感的产物。从这些茶艺和文学作品中,人们不难理解先民在品茶、制茶、观赏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审美愉悦。这些作品生动地展现了他们对茶的理解,以及蕴含在茶中的各种复杂意境。整个茶艺交织着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阶层、各个方面的茶文化的异彩纷呈,其中积淀的丰富精华构成了中国茶文化最辉煌、最感性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