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古代茶道形成的历史渊源

唐宋时期，内地出口到藏区的茶叶主要是青藏公路。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茶道的兴起促进了川藏线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和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川藏茶道不仅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和国防线，使得外国势力无法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

中国的茶产于南、北、西北高山地区，不产叶。四川是中国和世界茶叶种植和饮用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是用来饮茶和用茶生产商品的。到了唐朝，中国盛产茶叶。从唐代开始，四川绵州、周树、琼州等地的茶叶从其他地区流入西藏，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出现了茶叶出口西藏的道路。唐代，青藏公路是西藏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道路。

到了唐代，吐蕃王朝的对外扩张，除了南线为南沼，北线为河西、陇右、西线为安西四镇，东线为建南和唐蕃之间的友协、问聘，几乎都经过青海，都是从天水、大飞川、温泉、河源、通天河到洛索姆(今拉萨)。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由青海入藏的。简而言之，唐代中原与西藏的交通要道是青藏路，而不是川藏路。唐代大陆茶叶出口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路。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宋代藏区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青藏公路已经失去了军事大动脉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叶传入藏区后，茶叶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饮荤饮奶的牧业人流行饮茶。

西北各民族都在边境卖马买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决定在西北进行茶马交易，以卖茶买战马。北宋熙宁以后，在四川设立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茶叶的大部分运往甘肃和青海。成立了几百个茶场，几十个马场，规定名茶每年只能买马，每年一万五千多匹。于是，青藏公路从唐朝的军政要道变成了茶道。所以《西藏志》作者陈冠勋说，自唐宋以来，内地旅行主要由青藏公路入藏。“过去这条路作为主要驿站，是最早修建的，从唐朝就开始使用了”。

自明代以来，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早在宋元时期，政府就在莉雅、刁门(今都)等地开始了与吐蕃等民族的茶马贸易，但数量较少，所售茶叶只能供当地少数民族使用。到了明朝，政府规定在川陕两省分别接收扎干寺和西藏的朝贡使团，明朝的使臣也分别从川陕两省入藏。由于明代运往藏西北的茶叶仅占四川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即100万斤，用于支付甘青藏地区“茶马”所需茶叶，其余大部分四川茶叶由莉雅输入西藏。西藏等地的藏族地区僧侣和风俗领袖向明廷进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茶叶。于是，他们纷纷从川藏路进贡。“舒勤之茶，自刁门，李涯抵多干，鸟之思，用五千余里。土地上的人一天离不开它”(《明太祖实录》，卷251)。于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在四川设立了四个茶仓。“四川布政使六次奉命移文天全，旧茶课失于刁门茶课司，余者送新仓保管，听与西番城商言交易、贩马交易。”天顺二年(1458年)五年，明朝规定，今后飞鸟想到藏身的地方要赏茶，而且要在刁门茶马司。此外，敦促鸟类思考西藏的贡品使节不得不从川藏路而不是青藏的周涛路进贡。到成化二年(1470年)，明朝廷明确规定，鸟石藏区赞善、讲学、教辅的四王及附近鸟石藏区的驻藏使节，均从四川路进贡。明代在崖州、刁门设置茶马司。每年都有数百万斤茶叶出口到康区，转运到鸟鸣，从而将茶道从康区延伸到西藏。鸟的思想、礼物和使者的交流促进了茶道的顺利进行。于是，由茶叶贸易发展起来的川藏茶道同时成为官道，而不是青藏道。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管理，设置驿站，放宽了茶叶进藏的运输，使大剑路成为南路沿线的茶叶聚集地，进一步繁荣了川藏茶道。于是，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从雅安、天全到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从雅安、荥经到岳香岭、飞跃岭、泸定到康定的“大路茶道”，进而形成了从康定经雅江、理塘、巴塘、江卡、茶雅、昌都到拉萨的茶道和从康定到甘宁、道孚、炉霍的茶道。这条从雅安到康定、康定到拉萨的茶道，不仅是明清时期的川藏路，也是今天的川藏路。西藏道路崎岖难行，发展十分艰巨。从雅安到康定，茶叶少部分靠骡马运输，大部分靠人力运输，称为“背靠背”。根据行程的轻重，轻者一天走40里，重者一天走2-30里。在路上，休息一下。不要卸下你的肩膀。用T型杵支撑背部呼吸。杵头是铁做的，每个杵都要放在坚硬的石头上。时间久了，石头留下了窝痕，至今仍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了跋山涉水，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平原，才能爬上陡峭的岩壁。两匹马相遇，无路可走，只好谈好价钱，把瘦马扔在悬岩下，让其他马通过。涉过汹涌的河流和高耸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无阻，骡马驮牛，吃草，驮队必须自备武装防身，随身携带帐篷。住宿餐饮，每天的路程只有20-30里。再加上青藏高原，天气寒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间谚语说：“初二、初三，大雪封山；五六个，泪如雨下；七，九，稍微容易一点；十棵腊梅，学会像狗一样爬，”生动地描述了《很难走》中的情景。川茶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被运到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由汉藏人民发展起来的。川藏茶道的发展也促进了川藏路沿线城镇的兴起。大渡河之畔，素有西炉门户泸定之称。明末清初，这里只是一个“西番村”，隶属神村、邵坝，是茶叶进入南路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索桥建成。外商云集泸定做生意。到宣彤三年(1911年)，设为县政府。1930年，这里有30多家商户，成为内地与康定之间货物转运的地方。

康定在元代是一片荒凉的原野。关外和西藏各地的商人在这里交换茶叶和布匹，只好搭起塔棚和锅堆作为落脚之地。明代才形成了村落。随着藏汉贸易的南迁，逐渐发展成为边境茶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设箭炉堂，驻军守其地。它被称为繁忙的城市。从此，“中国人不入中国，中国人不入中国”的藩篱被打破，大批藏商翻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陕商、川商也涌入康区。汉番内外，有市茶。在这个茶叶市场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是通过“锅庄”进行中介的。雍正至乾隆年间，郭庄由13家发展到48家，生意相当兴隆。在西泽成为大都市，除理塘外，巴塘、道孚、炉霍、查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随着清代茶道的兴起发展成为商业城镇。总之，川茶运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发展和川藏高原城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线不仅是经济线，也是政治线和国防线。它把中国大陆和西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西藏不可能被封锁

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试图让印度茶代替中国茶在西藏销售。他们认为一旦印茶可以取代四川省边境茶的地位，英国就可以垄断西藏的政治和经济。因此，英帝国主义者甚至武力入侵拉萨，强行印刷茶叶出口西藏。从此，川茶成为抵御英国入侵西藏的利器。反对卖印茶，保护卖川茶，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倍的价格购买川茶，也不肯吃印茶。西藏地方政府正面临着因出售印茶而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更强烈主张不应让印茶进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上告清廷，要求清政府配合采取行动，停止印度茶叶的销售和储存。清朝四川总督刘甚至主张禁止印刷茶叶，以免后患无穷。奉清廷之命与英国进行《藏印通商章程》交涉的张，也从川藏茶叶利益、汉藏经济、政府税收以及茶农、茶商利益等方面考虑，力主反对英国入侵并在西藏销售印茶，保护川茶的销售。后来，为了反对英皇进藏，保卫边疆，四川巡抚赵尔丰在雅安成立了边茶公司，支持藏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叶品种，重组川茶，在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的限制。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茶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快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川茶已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和倾销印茶的战斗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内战，印度茶叶大量销往藏区，西藏当地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进攻四川边境地区，导致川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紧密联系减弱了，渭川茶依然在川藏之间畅通无阻。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川茶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了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从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