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业大观与宋代茶道意境

相对开放、外向、热情的唐文化向相对封闭、内向、高雅的宋文化转化，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发展，个人的主体价值意识和人格意识更加自觉和明确，在教育对象上打破了贵族家庭的严格限制，呈现出平民化、大众化的趋势。整个社会构成了一个比以前大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阶层，促使宋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向多元化、全方位发展，营造了一种“忧郁而文艺”的文化氛围。面对历史提供的巨大机遇，宋代茶业的茶品牌文化自由扩张，形成了繁荣的局面。

自何宁始，官至晋、汉，官至左仆，宰辅亦喜饮茶，宋朝开国皇帝亦喜饮茶。宫廷饮茶之风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除了茶业发源地巴蜀之外，中国东南部的淮南、江南、两浙、镜湖、福建等地的茶叶种植也十分普遍，产量不断增加。南宋末年，绍兴东南十路有6 0州2 42县产茶，实现了茶业重心从巴蜀向东南的逐步转移。当时有大量以茶为业的园户和半专业户，以及从事水磨茶生意的水焙户和面包师。当时“茶民用等于米盐，不能一日无”(王松安史)。茶叶的流通非常繁荣，大中城市都有茶馆，小城镇都有茶馆、茶铺，甚至在茶叶运输线上还有一些商业城市。宋朝还与周边政权和少数民族开展了广泛的茶叶贸易，如宋、辽、宋金之间的市场贸易，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等，规模都很大，影响也很广。茶叶税收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除贡茶外，景德元年(1004年)，东南六路茶叶收入高达569万元，在平常年份超过100万元；四川茶叶利润在禁售前为30万元，禁售后元丰五年(1082年)为1000元，南宋建言四年(1130年)为170万元，绍兴十七年(1147年)为200万元。此外，官水磨茶的收入也很可观，如元丰年间仅20万元，到了郑和四年(1114年)高达400万元。广阔的产茶面积、精美的品质特点和高额的茶叶收入，使得宋代茶产业继续蓬勃发展。

随着茶产业的繁荣，饮茶的习俗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宫中宴饮到亲友聚会，从抵达到人生庆典，处处飘着茶香，处处飘着茶香的微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么宋代则是走向更高的阶段和艺术方向。如形式优雅、趣味无穷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斗茶又称斗茶，是以比赛的形式评判茶叶好坏的习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强的特点。斗茶对材料、器皿、烹饪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斗茶的效果是以茶面的颜色和均匀程度以及杯内缘与汤花交界处的水痕来衡量的。要想赢得那杯茶，关键在于操作：一是“点”，即将茶叶瓶中煎好的水注入茶灯中；首先是“打刷”，即点汤时，茶碗转动，将茶杯中的茶汤打搅，使汤开花。而白汤花与黑兔争奇斗艳的模样，以及茶的香气注入到更加自省细腻的宋人心中的内心感受，应该会带来多大的愉悦和安慰吧！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以饱满的激情、夸张的手法、绝妙的音韵、优美的文字写出了《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写了当时的斗茶习俗——茶牌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认为可以和鲁通《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的诗相媲美。最迟在南宋末年，随着饮茶习俗、茶牌等传入日本的还有斗茶艺术。形成了“体现禅宗核心的日式茶道。”日本现代茶道文化协会会长森本四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滋养了日本文化”。

“诗因茶更强，茶因诗更有名。”随着茶风的兴盛，宋代咏茶诗也空前增多。宋代的茶书编纂也超过了唐代，已知近30种。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宋朝的第一部茶叶书，顾涛的《分明路》写于公元970年。陶礼士在后晋、后汉、后周、宋时期，以“博学多闻，博古通今”而闻名于世。他一生爱茶，痴迷于茶。103010约1000字，分18篇。内容是一个关于茶的故事，对于研究五代至宋代茶的演变和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时代的时尚都与统治阶级的倡导有关，统治阶级的爱好影响着社会习俗的发展。由于宋代的皇宫和政府都醉心于斗茶、斗茶，而且总是乐此不疲，“醉心于茶而不知工”，所以饮茶的习俗在各行各业进一步普及，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茶税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进而促使最高统治者重视茶产业。如果说鲁豫的《藓茗录》只是不能自告奋勇的学者们的苦心研究，那么，宋徽宗的赵霁的《茶经》就是当今王朝皇帝的精心论述。茶也从一个卑微的位置上升到一个神圣的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