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茶叶出口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不仅在战略上牵制、抵抗、削弱日军，而且支援苏联、美国等盟国。此外，作为亚太地区的抗日基地，中国为盟军提供了许多物资，如茶叶和桐油。同时通过出口换取外汇、军火等宝贵的战略物资，支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抗战前，茶叶是大宗出口产业。浙江太湖平原丝绸产地沦陷后，被侵华日军控制，影响了出口。但由于茶叶的产地多在中西部地区，所以能够保持大量出口，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爆发前后，我国茶叶产区，如安徽祁门产的祁红茶，宁州(修水县)产的宁红茶，浙江温州、平阳、青田、泰顺、瑞安产的温红茶，湖南、湖北产的湖红茶，福建产的简红茶，婺源、歙县、休宁、绩溪产的徽茶，其他地方产的平水茶。武夷山的红茶、杭州的龙井茶、洞庭的碧螺春茶、黄山的吴韵茶、新安的罗松茶、云南的普洱茶、六安的瓜片茶等。被统称为“滇庄茶”(大陆茶店出售的国产茶)，产地为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下设华福公司，负责茶叶的进出口。先评估市场价格，再收购全国所有茶叶产品，集中在香港分销输出。这套系统安装后，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因此，虽然战争期间交通闭塞，但茶叶的产量比1938年和1937年有所增加。如1939年茶叶总产量为33054085元，1938年同期为30787274元，1937年同期为30661711元。1938年8月产量多达6823434元。与此同时，1939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浙、赣、皖地区的茶叶获得大丰收，打破了往年的纪录。据贸易委员会统计，仅休宁、婺源、歙县一地，1939年产量就达16万箱，出口11万箱，不仅产量比往年有所增加，就地区而言，也超过了往年的数量。

苏联是主要的茶叶销售地区，1939年的销售额比往年都多。抗战爆发后，货物出口到香港，国际茶叶贸易也集中在那里。因为广州沦陷，转口工业被分流到温州、广州湾等地。据统计，1939年转给苏联的茶叶总值为1500万元，比前几年多2至3倍。

为了扩大茶叶种植，提高茶叶技术，增加产量，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派中国茶叶公司负责此事，并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划为茶区。公司指派技术人员进行考察后，决定先统一云南的茶叶实验区，成立“云南茶叶改良所”，并在袁宁(今宁洱县)设立制茶检验厂，将云南普洱茶改为红茶、绿茶，销往海外地区。

云南茶叶改良所成立后，由福电、中、运、农四家银行共同组建贷款小组。1939年国家货币暂定为100万元，实施各种改良计划。在交通方面，政府开始修复永保支路，连接滇缅公路，方便交通。茶艺师由各战区茶农和茶工抽调，不仅有助于增加中国茶叶的出口，还在生产上救济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流民。为此，救济委员会还拨款10万元帮助他们。

福建、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为了管理本省的茶叶生产，都成立了茶叶生产管理办公室，以改善本省的茶叶生产和销售，并进行统筹规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取消了中间商的剥削；二是办理各茶号的贷款业务；三是派人监督制茶；第四，管理茶叶的运输；第五，处理茶叶出口；第六，协调茶叶的运输。

对于省内茶叶，如果符合出口要求，则由省茶叶生产管理办公室指定区域集中，通过远洋运输到港，再交付华福公司销售。华福公司专设浙江茶叶、福建茶叶、安徽茶叶、江西茶叶等部门，负责运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