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完全保留了宋朝以前饮用团茶、饼茶的习俗。茶艺不如宋朝的雅致讲究。斗茶、分茶的茶艺渐渐敛迹。进入明代，饮茶习俗由团茶、饼茶改为散茶。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皇帝朱元璋下诏，罢贡龙团凤饼，改为进贡御茶芽(茶芽即散茶)。从此武夷茶遂改制探春、先春等蒸青或炒青绿茶，以散茶的形式进贡朝廷。这是茶叶制作技术的一次大改革。散茶突出保留了茶叶原有的色、香、形、味，因而提高了饮茶的情趣，推动了品茗艺术的发展。明代著名的“茶博士”田艺衡在《煮泉小品》中曾经大胆指责唐宋时煎茶多用姜盐等调料。“皆水厄也”。意即破坏了茶水的清甘。田艺衡在书中嘉誉茶芽“盖天真自胜耳!”据他辨悉：“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佳。”由于制茶工艺的简化，大大降低了茶叶成本，推动了茶业的发展，饮茶者增多，饮茶之风迅速普及。“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张岱《陶庵梦忆》)茶室、茶馆、茶铺出现于市井街巷，从前只能由达官显贵、文人学士等有闲阶层所专享的茗趣，很快地传向民间，传向庶士、平民，“飞入寻常百姓家”。饮茶趋于大众化，雅俗共赏，老幼咸喜。崇安县也开始出现了茶铺。明代擅长于写散曲并有“乐王”之称的文人陈铎，曾在散曲《茶铺》中写道：“武夷和雨采春丛，嫩叶蒙茸，佳名千古重。卢仝曾称颂，七碗自清风……”人们不难想象，当年陈铎就在山间的茶铺里，一边偕友品尝武夷佳茗，一边度曲抒情。清茶七碗品啜已毕，新曲一首即随韵而发。

由于茶叶本身的变化，饮茶及茶文化的普及，原有的建盏已不适应品尝新茶者的要求了。此时，武夷山饮茶的茶具开始使用宜兴壶，即江苏宜兴县用五色陶土烧成的紫砂陶，因其具有良好的保味功能，冷热骤变时不易胀裂，传热缓慢而不炙手等优点而迅速崛起。“紫砂新品泛春华”，极得赏茶行家的青睐，提高了品茗之趣，而工艺大家所制做的寸柄之壶，往往被人们珍同珙璧，贵如珠玉。

明代改制散茶，品茗艺术随之进步，贵人文士弃旧迎新，崇尚品饮真味;庶民农人则对旧饮团茶加以改进，雅俗共赏，新旧并存。例如宋、元时饮团茶的基本方式则传入民间，并进一步演化普及成为独具特色的擂茶。明朝刘基所撰的《多能鄙事》中，关于擂茶记述颇详：“擂茶，茶芽用汤浸软，脂(芝)麻炒熟去皮，用擂极细，入川椒末、酥、盐、油饼，再擂，如干，旋添入浸茶汤。”至今武夷山区还流传着擂茶的习俗，保留了唐、宋饮团茶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历史、民俗价值。

明代品茗艺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使品茗不仅仅只是文人、权贵们所独享的雅事，因而为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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