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海县的茶山资源影响力被放大，才把勐海茶从苦海中打捞出来，供在普洱茶的神坛上，勐海也因之再次成为普洱茶的圣地，成为普洱茶产地话语权的中心。

    勐海茶的第一次兴起是在清末民国，普洱茶南洋通道的开辟，将勐海茶带入黄金时代。1940年代日寇犯边，这一通道已经废弛，而解放后虽然香港人民钟爱菊花普洱，但大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普洱茶只能通过中茶公司这一狭窄的通道与香港对接。这样一来，勐海茶厂只沦为生产车间，而不能参与到海外蓬勃发展的普洱茶运动中去，勐海茶从而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面对大陆市场，被绿茶边缘化；面对海外市场，被消费市场边缘化。勐海茶由此沦为守着金山要饭的花子，一直到普洱茶的价值再度被港台人突然发现，掀起了一场越陈越香的茶叶革命，勐海县的茶山资源影响力被放大，才把勐海茶从苦海中打捞出来，供在普洱茶的神坛上，勐海也因之再次成为普洱茶的圣地，成为普洱茶产地话语权的中心。

    一、尴尬的“勐海共识”

    现在做普洱茶的言必称勐海，殊不知10年前的勐海茶还是低档茶叶的代名词。在滇西南最大的毛茶交易市场——思茅五一停车场内，一车车的毛茶拉进市场，茶商们忙着看茶样砍价，思茅、景洪一带产的烘青茶，一芽二叶的可以给到15元一公斤，一芽一叶的可以给到30元一公斤，勐海产的茶呢，绝大多数七八元一公斤。滇西南茶区形成了茶叶经济“比较优势”：景洪、思茅的茶园大都为九十年代以来新开垦茶园，按照高产茶园的标准建设，种植的很多都是卖相很好的云抗10号，加上严格按照收鲜等级标准采摘，加工设备先进而且制作得法，这样一来这两个地方生产的绿茶，条索整齐、香气高扬、叶子翠绿、芽头白亮，深受甘肃与浙江茶商的追捧，他们纷纷坐镇思茅收茶，思茅也因此成了云南的“名优绿茶之乡”；而勐海的茶叶反其道而行之，不以卖相取胜，而靠低价来生存，跟思茅、景洪的茶叶形成错位竞争。当时，茶商们的“勐海共识”是，勐海民族多，很多地方穷，人也很懒，不会种茶、不会采茶，更不会制茶，这样生产的茶叶肯定是上不了台面的，只能是低劣茶叶的代表。

    关于勐海茶山的封闭与落后有个经典案例——布朗山曾经是扶贫失败的全国典型，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据某报称，上世纪90年代初，勐海县乡镇企业局等单位帮助曼囡布朗族寨种植了80亩橡胶，幼苗成活率高。不料移交给寨里管理后，仅一年就被野外放养的牛踩毁过半。村干部却跑到该局报告：“你们种的橡胶没人管，被牛踩死了。”弄得接待他的干部哭笑不得。最后，80亩橡胶仅剩下80多株（约３亩）。还有一年，布朗山部分山寨遭旱灾，旱稻缺肥虚弱，农业部门拉了两车化肥到该乡（布朗山乡）分发给受灾的布朗族农民施用。有的农民却嫌麻烦，化肥背到半路就倒掉了，觉得编织袋还结实、漂亮，就提个空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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