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中必有大鱼。

　　“记得我们年轻时出国，能参观一家世界500强的下属企业就会高兴好久。”6年前，57岁的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一个人拿着两个“世界500强”证书站在领奖台上，内心感慨不足为外人道。

　　反转在6年后，“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自己的世界500强？”这句反问，问出了数十年来国企人要争的“那口气”。

　　而这一切，从故事的一开始就确定无疑了。

　　“豁出去”的一封信

　　岁月不居，但此情可待。

　　对我们来说，1978年是个特别值得追忆的年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七七级大学生，在这年的春天入学了；到了冬天，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而远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个老乡也按下了决定命运的红手印。还有，中美两国的《中美建交公报》也于当年发表……这些，老百姓多半可以从这一年开播的《新闻联播》里获知。

　　而同一年还有一则新闻，悄然拨动着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我们——经国务院批准，四川6户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其核心是“放权让利”。这成为后来一封轰动全国的信的楔子。

　　1984年3月22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情景。（资料图）

　　1984年3月23日下午，一封由55位厂长、经理联合署名的呼吁信被匆匆忙忙地送到了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桌子上。没想到，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就以《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为题将其全文公布。

　　这封信，项南书记不仅看了，还作了批示。在他的推动下，福建省直各有关部门纷纷在《福建日报》公开放权措施。3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请给我们“松绑”》，还配发编者按，对福建重视呼吁信的做法大加赞赏。随后，全国主要媒体纷纷转载、播发，很快掀起了层层波澜。

　　那么，这封信从何而来呢？

　　1984年，福建省委提出，国有企业要确保“两位数、三同步”，即工业产值增长10%以上，产值、税收、利润同步增长。为帮助企业完成指标，3月21日至24日，省经委在福州召开“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研究搞活企业，会议主角是55位厂长、经理。

　　那时的国有企业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政府直接管理。厂长想给职工修个厕所，都得给上级打报告申请。统收统支、统负盈亏扼杀了企业的活力，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分管企业工作的黄文麟对此感同身受，十分焦虑。“干好干坏，30多块，工人没有积极性。厂长、经理有‘责’无‘权’，只起到组织生产的作用。”

　　3月22日，大会安排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和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介绍企业发展经验。福日公司是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州铅笔厂则是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单位，在当时，这两家企业拥有较多自主权。不料，一场“交流会”变成了“诉苦会”，在座的厂长、经理既羡慕又不服气，“你们两位也没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我们也有这些权力，也能把企业搞好”。

　　散会之后，黄文麟连夜找来省经委企业管理处处长滕能香商量，决定给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一封信，“厂长、经理们都豁出去了，干脆我也豁出去吧！”这就是日后那封轰动全国的信。

　　联名发出呼吁信的55位厂长、经理与福建省经委、省企业管理协会领导合影。（资料图 福建省档案馆提供）

　　呼吁信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标题上的两个字“松绑”：企业领导副职由正职提名，再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一般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破除“终身制”，干部能上能下；企业奖励基金可自行支配，奖金随税利增减浮动；允许企业自行销售产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一时间，“松绑”成了热门话题，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4月起，福建省政府连续下发9份文件，落实企业自主权；5月1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中共中央又出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以呼吁信为源头的改革浪潮，很快蔓延到全国，国有企业逐渐挣脱“束缚”，走上了以放权搞活、自主经营为开端的改革发展之路。

　　硬币翻到哪一面？

　　山东诸城，古称密州，一个敢闯敢干的城市，一个曾经颇受争议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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